在明治维新（1868）之后、甲午战争（1894）开启之前的日本人撰写的中国游记里配资专家，我们很难看到对中国人的正面评价。
哪怕仍有一部分人对西方世界尚存鄙夷之心，但他们对中国人的怜悯之情也早已荡然无存，更多的是以旁观者的冷漠姿态，审视着这个日渐衰败的邻国。
那么问题来了，他们笔下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结合他们的著述，简单聊聊这些日本人眼中的晚清中国。
1
士人撰文爱浮夸，不可轻信
对于这一现象，很多亲临中国的日本人都深有体会，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政党活动家尾崎行雄（1858—1954）与民权活动家小室信介（1852—1885）二人。
在1884年9月至11月，尾崎行雄在上海逗留了两个多月。当时他身为报社记者，主要目的是了解中法战争的进展，同时借助上海这个窗口，观察晚清中国的真实面貌。
法国媒体绘制的中法战争
在这期间，他看到了张佩纶、何如璋两位大臣关于福州战况的奏折，越看越觉得荒谬可笑，原因很简单：
这两位大臣居然将败仗粉饰得天花乱坠，明明清军打了败仗、心存胆怯，却硬是写成奋勇杀敌、毫无畏惧，把懒惰粉饰成勤奋，这种文过饰非的本事，即便炼丹的道士、写空想小说的作家，恐怕也望尘莫及。
与此同时，他还特意提醒日本人：
俗话说“话留三分”，但中国人写的文字，恐怕只能信百分之一才合适。倘若是有人读了中国史书上英雄的言行，便真心崇拜那个人；或是读了文人的游记，就想去那个地方探访，那他一定不懂中国人写文章的“门道”。
中国的文章自古以来就爱夸张，轻则夸张几十倍，重则夸张几百倍。因此，学习汉文的人，不只是要琢磨字句，更要锻炼自己的想象力，达到“见猫便能画虎”的程度。今后学习汉文的人，一定要铭记这一点，切勿被文章的表面内容所欺骗。
一言概之，他以张佩纶、何如璋额二人的奏折为例，点出了中国学者作文浮夸且不追求真实的“特点”。
尾崎行雄
小室信介的看法与尾崎行雄颇为类似。
他在游记中坦言，自己从小学习汉籍，一直被中国人的文章所迷惑，总以为文中所描绘的实地景象是真实模样。直到这次亲自前往中国考察，才彻底打破了毕生的误解。
他还在文中指出：
中国人写的文章、言语华丽浮夸、傲慢自大，可实际所见，其夸张程度远超想象；自古以来，中国人中，不刻意夸张、只如实记述见闻的人，几乎没有，因此他们的习惯与风俗，全是在夸张之中形成的。
鉴于此，他提醒日本读者，学习汉文时要多留个心眼，学会辨别真伪，不可盲目相信文章中的内容。
小室信介主导建立的天桥义塾旧址
坦诚说，这种认知的出现，与明治维新后日本知识精英的思维转向以及清代中国的日渐衰落有着直接关系。
明治维新后，日本学者们原本推崇的汉学，在“文明开化”的冲击下，很快就失势了；更何况，伴随着前往中国实地探访的日本人日渐增多，中文典籍所描绘的“美好中国”的固有印象意象，一下子就幻灭了。
2
背离孔孟之道，只顾一己之私
在这些日本访客眼中，晚清中国人早已背离了孔孟之道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满脑子都是一己私利，既没有国家观念，也缺乏廉耻之心。
小室信介直言，中国“整体风气败坏”，根本不配称为“孔孟教之国”。在他看来：
在中国人中，或许有一两位忧心国家的人，也或许有一些忠于君主的百姓，但总的来说，大多是贪财爱钱的小人。他们不懂廉耻，毫无忠义之心，只想着经营自己的私利，整日汲汲营营，对其他一切都漠不关心。
孔孟之道所宣讲的仁义道德、礼义廉耻，都只是古代的事，如今早已不再推行；即便在古代，这种高尚的教化，也难以普及到普通百姓之中。
看看如今的中国人，根本看不出是孔孟的弟子，也让人难以相信中国是受孔孟教化的国家。就连汉学家也说，虽然觉得中国令人同情，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让人看不起的国度。
晚清时期的北京影像
僧侣小栗栖香顶（1831—1905）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他在与寺庙内的住客谢重辉交谈时，直言“圣人之道在日本而不在中国”。面对对方的追问，他答道：“中国人不懂廉耻，大白天竟能在路边大小便；日本人尊崇儒教，对于这种不恭敬的行为，每个人都会引以为耻。”
对此，谢重辉如是反驳道：
京城的风俗确实败坏，我也觉得不够洁净。但其他省份的房屋都很高大，用砖砌成、用瓦片铺盖，大多还算干净。而且农耕需要肥料，因此人们会在屋檐下储存粪便。你只看到一处景象，便妄加指责整个国家，这并非公正之论。
广东、汉口、南京、长沙、沙市，还有无数名胜古迹，数不胜数。即便在农村，也不像北京这般肮脏。若是皇上不在此处，恐怕连鬼怪都不会来。
不过在今天看来，谢重辉的回答，多多少少有点“强行挽尊”之嫌了。
晚清时期的北京影响
除此之外，宁波商人杨曙门特意给小栗栖香顶提过忠告，提醒他留意北京的弊病：
你独自一人前往京城，一定要看好自己的行李。京城里穷人多，小偷、强盗、骗子也不在少数。钱袋存放的地方，万万不可让人知晓，否则半夜可能有人凿墙行窃，甚至有人会为了护财而丢掉性命，十分危险。在街上购物时，也必须格外留心。
小室信介也特意提到了北京的风气。在他看来，作为京城的北京，其环境与民众心态，确实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
他发现，北京人听到自己国家的事，都漠不关心。
比如在听到清军在台湾、福州等地战败的噩耗，他们脸上没有丝毫惊讶与担忧，“比越人漠视秦人生死的态度还要冷漠”。原因很简单，“地方上的事有地方防务负责，胜败与自己毫无关系”。
他还指出，中国人见利忘义、不知廉耻的行为，自古以来一直存在：
从历史记载中就能看出，中国与外国开战时，总会有中国人充当外国的向导，或是担任侦察兵、间谍——他们出卖自己的国家，背叛自己的君主，却毫无羞耻之心，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鉴于此，小室信介感慨道，从普通民众到中央官吏，所有的中国人普遍都十分自私，他们完全没有国家观念。
晚清中国的北京影像
3
守旧迂腐，行事多心机
除了浮夸不实、自私自利之外，这些日本访客还发现，晚清中国人普遍性格顽固，不愿接受新事物，而且很多人行事狡猾，缺乏诚信。
知名汉学家冈千仞（1833—1914）就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他曾与一位名叫砚云的中国人交谈时指出，李鸿章在努力“学习西洋长处”，同时“尽力辅佐国本的人”。
但砚云却表示，李鸿章开办招商局、机器局的举措，是“消耗国力、丧失民心的做法”。原因很简单，“机器是圣人提及过的东西吗？（李鸿章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带领国人，彻底丢掉了朴实本性，追求投机取巧罢了。”
冈千仞听后，便列举了古代中国圣人发明创造、造福百姓的事例，以此来证明“西洋机器大概便是中国古代圣人发明创造、而后逐步完善之物”。没想到砚云顿时脸色大变，直言：“英法两国皆是豺狼，怎能用道理与他们交涉？”
对此，冈千仞回应道：“中国将他们当作豺狼对待，他们才会用豺狼的方式回报中国。若是中国能以尧舜般的诚心对待他们，他们又怎会不用诚心回应中国呢？”
冈千仞著《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张明杰整理，中华书局2009年版
冈千仞对中西近代关系的看法，固然存在着一定的偏差，但他记录的清末中国人对西洋的态度却十分准确。
他说砚云“一谈及外事，便顽固执迷，难以醒悟”，还指出“并非只有砚云一人如此”。也就是说，当时很多中国人都固守着“天朝上国”的陈旧观念，不愿接受西方事物，也缺乏基本的国际视野。
除此之外，冈千仞还在游记中表示：
中国人动辄便说“夷狄殊类，不懂礼仪”，乐视在外国人的眼中，究竟谁才真正懂礼仪呢？中国之所以落到当时的衰败境地，其实与这种顽固守旧、不愿开放的心态密不可分；就连中国的海军，都不懂得国际礼仪，又怎能与外国正常交往呢？
冈千仞拍摄的中国树木
军官高桥谦在谈论长江一带的各省风俗时，虽整体语气带有贬低，却也提及了各省的不同特点。
值得玩味的是，对于提及的所有省份，他都用到了“狡猾”一词。具体而言：
江苏地区文风盛行，风气偏于奢侈，当地人头脑机敏却颇为狡猾，整体缺乏勇敢的气魄；安徽、江西等地，虽稍显朴实之风，但整体最为狡猾，且常常能见到敢作敢为之人。
湖北、湖南两省，民众普遍狡猾且顽固，兼具敏锐的精神与勇敢的气魄，其中湖南人最为勇敢、最为顽固，几乎将外国人视为仇敌。
四川一省，自古以来风俗便与其他省份不同，男女之间的隔阂并不深厚，适龄男女在同一房间交谈也毫无愧色，而且这里也有不少狡猾且勇敢的人。
在谈及中国人的宗教盲信时，高桥谦还特意提到，江浙地区的情况最为严重：
中国人是世界上宗教盲信程度最深的民族，尤其是生活在底层、没有文化的百姓。尤其是江浙地区，宗教盲信便最为盛行，民众迷信日期吉凶、坟墓风水等荒诞之说，还盲目相信社会上的一切事物，都有鬼神掌管吉凶。
老照片中的浙江嘉兴
另外，他在记录广东风气时，还特意提到了当地“淫风盛行”：
广东地区淫乱之风十分猖獗，贫苦人家的女儿，大多以卖淫为生计，有的远嫁其他省份，有的做了外国人的妾室，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而且她们对此毫不在意、毫无羞耻之心，几乎将这份营生当作了普通职业。
4
尾声：大清已步入“衰世”
总而言之，这些到访过中国的日本知识精英们，无论从社会风俗、道德修养还是从民众性格来看，都将清末中国定义为“衰世”，即一个“衰败、落后的时代”。
他们不仅记录下了这种印象配资专家，还探讨了这种印象形成的原因；而这些记录与探讨本身，也真实反映了这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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