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议史纪股票可以做杠杆吗
编辑 |议史纪
2026年的自然指数出来后，西方媒体都挺含蓄：某国科研份额首次被中国全面反超，某些名校“压力山大”之类。
中国科学院的贡献是哈佛大学的两倍多，世界科研机构前十名，中国占了大部分席位。
但有这样一个人，晚清连秀才都没考上的无锡人，没留过学，没坐过飞机，更不会英语，却用铜管、锉刀、水晶印章，把自己送上了《Nature》，甚至纠正了当时科技正盛的英国科研错误。
外媒评价他时有一句话很直白：要是这人早生一百年，美国怕是要被中国甩开。
从三棱水晶印章到《Nature》
中国高校在2025年一年里，在《Cell》《Nature》《Science》这三本顶级期刊上写下了七百多篇署名，国内研发投入突破三万九千亿元，基础研究经费占比首次突破百分之七，新能源汽车年产销破一千六百万辆，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体系在中国运行得很顺。
可是在过去，这是中国想都不敢想的成就。
为什么西方会对一个清朝人上《Nature》感到震惊，得先看他的“学习条件”：1818年生在江苏无锡，一个已经走下坡路的地主家庭，五岁丧父，由母亲拉扯长大。
那是一个“科举就是唯一上升通道”的时代，全家对徐寿的期待非常标准：读书、考秀才、再往上冲举人，最后给祖宗长脸。
结果现实很直接，徐寿去考童子试，没中，这基本宣告“仕途无望”。
徐寿干脆把书一合，不再折腾科举。他在二十出头的时候给自己立了几条规矩：不谈荒诞的传说，不谈离谱的言论，不谈星命风水，不谈巫术谶纬。
数学、天文、物理、医学、矿物、音律，能摸到的知识他都啃。市面上买不到三棱镜，他就拿自己的水晶印章磨成三角形，用来研究光的色散。
复杂的自鸣钟，他自己做；导航要用的指南针、火炮要用的象限仪，他也照着原理琢磨出来。
真正把他送到世界学术版面的，是一根铜管。
十九世纪的西方声学里，一个传统说法是：开口管的八度音，管长比例是二比一。这句话被写进了英国科学家丁铎尔的《声学》，当时几乎是教科书级别的标准答案。
徐寿那套实验条件下，开口管八度音的管长比例更符合九比四，而不是二比一。于是他写了论文，发在自己主办的中文科技期刊《格致汇编》上。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注意到了，把它翻译成英文，在1881年投给《Nature》，被顺利采用。
按照多方史料，这应当是中国学者在《Nature》上的第一篇论文。《Nature》编辑在短评里用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重点：中国，一个清朝学者，用现代实验方法，修改了西方沿用已久的声学定律。
这话背后的潜台词非常清楚，当时的西方舆论并不预期“现代实验科学”会在中国出现，更没想到会被用来纠正英国著作。
更离谱的是，他在世的时候可能压根不知道自己已经“登上世界舞台”。
更加戏剧性的是，从后来的研究看，很有可能徐寿直到1884年在上海去世，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在《Nature》上“出道”。
他那篇文章从中文刊物到英文翻译，再坐船漂洋过海，进印刷厂，再往回寄，信息传递速度远比今天邮件慢。
对他本人来说，只是老老实实地做实验、写文章；对西方来说，却是一个“怎么中国也能这样搞科学”的冲击。
所以当今天有人看到自然指数里中国科研机构霸榜，还习惯性地用“追赶”“后来居上”这类词时，其实忽略了一件事：早在一百四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一个清朝工匠出身的人，在没有留学、没有实验经费报销的情况下，用铜管和刻刀把自己送进了世界学术核心期刊。
造蒸汽机、造蒸汽船、造学堂
如果说声学论文是他砸开的“学术之门”，那蒸汽机和蒸汽船，就是他在工业和军事层面硬生生撕开了枷锁。
18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官方高层意识到“船坚炮利”这个现实问题， 曾国藩一边镇压太平军，一边到处找能干实事的技术人才。就在这个背景下，有人把徐寿推荐了上去，他被调入安庆内军械所。
他刚进厂就接到的任务很直接：造轮船。问题在于，这是一个“白纸工厂”。军械所没有外国图纸，没有进口零配件，连像样的车床都不齐。
最重要的技术来源，是他和数学家华蘅芳在上海翻到的一本译书《博物新编》，上面只有几张比较粗糙的插图，讲一些基础自然科学原理。
徐寿拿着书上的图，跑到外国人的轮船上去看结构，看了一整天，然后回厂开干。没有铣床就多锉几遍，没有标准件就自己量尺寸做，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磨，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装。
三个月之后，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蒸汽机出炉。
两年后，也就是1864年，他带队搞出了一艘完全国产的蒸汽船，取名“黄鹄号”，在南京下水。当时的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专门报道，说这艘船所有零部件，包括螺栓、阀门、压力计，全是在“没有外国模型、没有外国人帮助”的条件下造出来的。
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就此满足于“技术总工”角色。他给曾国藩写信，提了四条建议：一是要把煤炭挖出来炼铁，搞重工业基础；二是要自己设计制造大炮，不靠进口；三是要系统地训练水师而不是临时拼凑；四是要成规模地翻译西方科技书籍，把知识留下来。
这四条放到今天看，完全是“现代化路线图”的雏形。
可当时的反馈不太友好。曾国藩的答复很冷，说他这些建议“多出揣度之词”，潜台词就是别太多事，安心当工匠就行。
徐寿离开军械所，去了江南制造总局，成立翻译馆，接下来十多年里，几乎把自己的生命全压在翻译和整理西方科学技术书籍上。
后来统计，他参与或主持翻译的科技著作超过了一百部，专业范围涵盖化学、物理、工程等多个方向。
化学领域的成果尤为关键。他在翻译过程中，系统梳理了化学元素的概念，提出了一套汉语命名规则，为几十种元素确定了现在人人都在念的名字，比如钠、钾、氢、氧等。
1874年，在上海租界的一块地上，格致书院成立，后来演变成今天的上海市格致中学。名字里的“格致”，来自《大学》里的“格物致知”，意思很清楚：专门教自然科学的新学堂。
化学家、工程师、传教士，几拨人合在一起，把这所学校办成了晚清最早系统教授西方自然科学和工程知识的机构之一。
办学这件事，对任何时代的人都不算轻松，对一个出身没落地主的清朝学者就更现实了：要钱。
他为了让书院活下去，拿出自己攒的1000银元，当时在无锡可以买大约一百亩地。换句话说，他几乎把家底换成了一间教室、一批仪器和一本本教材。
格致书院后来的发展轨迹，证明这笔“赌注”没有白下。根据校史记载，它先是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科技学校之一，建成了博物馆、藏书楼，引入了中西合办的教学模式；解放后更名为上海市格致中学，在物理竞赛、理科教育上一直是上海的强校，校友里有多位中科院、工程院院士。
如今，国际机构发布的2026年数据里，中国高质量自然科学研究的份额已经达到美国的两倍左右，在全球科研机构排名中，中国机构大面积占据前列，中国科学院长期稳定在头部。
今天的我们，依旧在科技强国的路线上砥砺前行。
参考资料：“自然指数”最新榜单出炉：前十科研机构中国占九席，国家层面中国继续第一
2026-03-16 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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